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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，贵州茅台也颇为大方，每10股派现109.99元。当年分红总额为138.17亿元，占当年净利润的51.02%。2016年，格力电器也将净利润的七成用于分红，但占比均低于兰州民百。与自身过往相比，兰州民百此次分红同样惊人。从1996年上市到2017年的22年中，其共计实现净利润7.89亿元，仅实施5次分红，合计分红1.97亿元。以此计算，兰州民百2018年一年分红，就是22年总盈利的1.98倍，也相当于22年分红总额的7.95倍。

“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。”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，必须坚持靶向治疗、精确惩治，精准有力削减存量、零容忍遏制增量。一方面，要始终保持高压惩治这一手不放松。紧盯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、重点领域、关键岗位，对存在腐败问题的，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。比如，聚焦金融乱象背后的利益勾结和关系纽带，揪出兴风作浪的资本“大鳄”和金融监管机构的“内鬼”。另一方面，要把监督挺在前面。派驻机构改革后，中管企业纪检监察组被赋予监察权，中管金融企业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，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，这些都有利于发挥“派”的权威、“驻”的优势，强化对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，实现从“有形覆盖”向“有效覆盖”的提升。

对于厦门楼市，张大伟表示，厦门新建住宅价格数据目前依然是历史最高位，同比2015年上涨了52.9%，二手房相比2016年10月和2017年7-8月最高点环比下调了14%，地价的溢价率也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下调。预售价格严控、调控持续发酵，低地价项目陆续入市，倒逼高地价项目加快推售节奏；但对市场来说，或将形成一定的“市场让利”预期，可能刺激需求小幅回暖。对后市看法，张大伟表示厦门二手房应该会持续调整，主要看信贷等政策情况。

例如，在高杠杆收购方面，某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两次易手，两次交易均属于高杠杆收购。该公司在披露实际控制权变更的同时，披露10亿元至15亿元的增持计划，涉嫌炒作股价。同时，实际控制人还涉嫌利用隐形关联交易、违规担保、财务资助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，导致上市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境，背负巨额负债和面临多起法律诉讼。

中小银行下沉探索新路径除国有大行、股份行等全国性商业银行外，还有5.5万亿左右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是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城商行、农商行、村镇银行乃至农村信用社共同完成的。如果说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行是服务民营、小微的骨架，那么众多的城商行、农商行、村镇银行、民营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则是血管，努力触及身体的每个部位，虽然每家机构在小微信贷上的规模都不大，但在下沉金融服务、支持当地民营小微企业发展方面，数量众多的中小银行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最后，三权分置的处置并不能使要素利用效率最大化。目前，农户耕地承包权的分散使得难以大规模成片经营，因为每一家一户耕地都要单独讨价还价，交易成本较大；宅基地对外部资金使用年限限制使得资金不能进行最优用途，也不敢进行更长期和更大规模投资。三权分置带来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“中间权”即承包权和资格权并不十分明确，这本身也是另一个潜在问题。当前集体所有制的“集体”并不明确到底有哪些成员，没有将集体资产明确股份化到个人。在快速人口变迁条件下集体成员实际变动很大，大量农民已经落户城镇或离开农村多年，但由于集体成员资格并无法律规定，中央“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”政策和农村实际人口变动产生矛盾。根据调研，很多地区根据乡规民约制定本村集体成员资格权并随时调整土地，这些约定很多是按照户口。这使得农民不敢改变户口，以免丧失成员资格。同时，在分散承包和拥有农村土地使用权条件下，大规模经营的谈判成本很高。由于不能实现股份制的统一经营，个别农户土地撂荒也常见。